古人讲，“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读书即是立德”，说的都是这个道理。传统文化中，读书、修身、立德，不仅是立身之本，更是从政之基。

　　《楚辞》是汉代刘向所编屈原及宋玉等人的作品集，今本《楚辞》包括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等全部25篇作品，以及宋玉等后代人悲悯和模拟屈原的作品。从宽泛的意义说，把《楚辞》理解为屈原的作品集，也不能说错。《隋书·经籍志》指出：“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屈原因有高尚的情操，才能创作出不朽的诗篇；屈原的作品体现了屈原高尚的情操，因此才成为不可企及的典范。

　　一

　　30多年前，我从国学大师吴林伯先生问学。吴先生早年亲炙大宗师马一浮先生。吴先生尝从容谈及马一浮先生主张治学应以经学为核心，出入诸子史记，人生苦短，不能花太多时间去读那些无意义的书籍。马先生命吴先生以《文心雕龙》为一生治学重点，并说集部也只有《楚辞》与《文心雕龙》等少数几部著作值得学者以毕生精力去钻研。

　　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说《楚辞》情兼雅怨，文极声貌，影响深远，并对历代读《楚辞》人的境界做了分类：“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这是说读者如果仅仅从《楚辞》中学到艳辞、山川、香草之“奇”之“华”，这不过是掌握了《楚辞》之末，而《楚辞》之本在于“鸿裁”，即其“贞（正）”与“实”。《楚辞》忠实地继承了《诗经》的风雅传统，表现出的崇高精神境界和高尚人文情怀，是屈原及《楚辞》价值的真正所在。也正因此，屈原及《楚辞》才有弥久常新的生命力。

　　读《楚辞》，首先需要了解屈原和理解屈原。没有屈原，就没有《离骚》这样的作品。而《离骚》在楚辞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后代有人把《离骚》称为《离骚经》，其他作品都称为《离骚经》之传。如果从《楚辞》中其他作品都体现了如《离骚》一般的人文境界和精神价值而言，这种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

　　1922年胡适发表了《读楚辞》一文，他认为，《楚辞》的研究史是久被“酸化”的，只有推翻屈原的传说，进而才能推翻《楚辞》作为“一部忠臣教科书”的陈见，然后可以“从《楚辞》本身上去寻出它的文学兴味来，然后《楚辞》的文学价值可以有恢复的希望”。胡适意欲把《楚辞》停留在“文学兴味”的审美化和艺术化的层面，显然是受来自于西洋的“文学”学科概念的影响。如果以此观念阅读《楚辞》，《楚辞》就只剩下刘勰所批评的艳辞、山川、香草之“奇”“华”了。相对而言，梁启超先生对屈原的理解，对我们认识屈原和阅读《楚辞》可能更具有指导意义。1922年11月3日，梁启超在东南大学文哲学会上发表了题为《屈原研究》的讲演，梁启超认为，屈原具有改革政治的热情，又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他以其坚守，表现出对社会、对祖国的同情和眷恋，而又不愿意向黑暗势力妥协的决心，因此，屈原的人格和作品更加光耀。梁启超强调屈原作品中的思想价值和精神价值，这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价值取向的观点。

　　二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重要政治家，对屈原的把握，离不开屈原的政治活动。抓住屈原的政治活动轨迹，才能准确把握屈原作品的内涵。屈原的价值，体现为他的文学成就和政治人格的完美结合。屈原的作品，表现的内容是他的政治活动和政治遭遇，以及政治活动和政治遭遇所带来的思想感情方面的期待与沮丧，希望与失望。屈原的政治活动和政治遭遇，我们又是通过屈原的作品了解的。如果没有屈原的作品，我们就无法了解屈原的遭遇；如果没有屈原坎坷的遭遇，屈原可能不会创作这些作品；即使创作了作品，也可能没有机会流传下来；即使侥幸流传下来，也可能不会有这么久远的生命力。

　　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随着晋国的分裂，楚国的衰落，春秋时的晋、楚两极世界变成了秦国独大的一极世界。《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山东诸侯“常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奉秦”。秦“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秦国的强势，以及楚国的羸弱，决定了战国时期的楚国处在一个不可能有大作为的时代。

　　战国时期，如何适应社会的巨变，是时代弄潮儿们追逐的目标，那些成功的政治家无不体现这个特点。法家、纵横家的成功，在于他们放弃自己的坚守。而屈原的经历和作品，体现了他坚守底线的人生境界。

　　孔子与他的弟子是春秋战国时期有坚守的政治家的样板。孔子周游列国，不是为了谋得官职，而是为了传道，也正因此，孔子面对诸侯权臣的邀请，不为其所动，《论语·阳货》载因孔子不愿出来工作，阳货攻击孔子“怀其宝而迷其邦”是“不仁”，“好从事而亟失时”是“不知”，殊不知如果不能以道治国，在乱世求富贵，必然会成为坏人帮凶。因此，孔子的坚守，正是孔子仁和智的体现。《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战国时期“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与世俗不合，梁惠王甚至认为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不过，司马迁理解儒家的坚守，他说：“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阵，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大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而内圆凿，其能入乎？”

　　三

　　和孔子及儒家不同，《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求见秦孝公，先说帝道，再说王道，三说霸道，四说“以强国之术”。帝道指五帝时代的“天下为公”和“大同”价值，王道指以周代文明为标志的夏、商、周三代的德治价值观，霸道指春秋时期的仁政理想，强国之术指战国时期的弱肉强食。《韩非子·五蠹》所谓“当今争于气力”，《史记·天官书》所谓“顺之胜，逆之败”。《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出道后，先赴秦国，以连横为说，推介统一之主张。秦不用苏秦，苏秦于是东赴燕国，以合纵为说，推介反统一的政治策略。《史记·张仪列传》说张仪先赴燕国找苏秦合纵，苏秦不用张仪，张仪只好西至秦国，投身连横事业中，从事统一活动。苏秦、张仪等，不能说他们心中没有理想和是非观，但是，他们不能“知止”“慎独”，把个人的飞黄腾达放在第一位。孔子和屈原都是把拯救人民放在第一位，从而把“做正确的事”作为人生的底线来坚守。

　　屈原是有坚守的政治家，他之所以能坚守，就在于他是一个深沉的思考者，一个关心楚国命运的政治家。屈原思考拯救楚国的指导原则，思考历史与现实、自然与社会的有关问题。屈原在思考楚国的现实困境的时候，提出了解决楚国政治困境的方法，这就是要实现尧、舜、禹、汤、文武之“美政”。因此，与其说屈原是法家或者改革家，毋宁说他是一个坚守传统的儒家思想家。他的思想价值，不在于他在战国时期体现了怎样的改革意识，而在于他知道人民的幸福依靠回归“选贤与能”的美政。这就使他与同时代的势利之徒划清了界限。

　　自汉代以来，人们从屈原的经历和作品中就发现了屈原的“忠直”和“清廉”的高尚情操，而朱熹更是认为屈原具有“爱国”情怀。屈原希望在楚国有公平和正义，正道直行的人受重视，而枉道邪行的人被抛弃，但是楚国的现实正好相反，所以他有强烈的不满。屈原的“爱国”是建立在“正道直行”的基础上，因而是有正义性的，所以是有价值的。

　　四

　　屈原是历史中存在过的真实的人，同时也是经过历代文化人和屈原的崇敬者不断诠释的文化符号，我们既要还原历史中的屈原，也要注意后代人对屈原的诠释。既要注意对屈原正面的诠释，也要注意批评者的文化立场。总而言之，在中国文化史上，无论是赞扬屈原还是批评屈原，他们都是把屈原当作一个有价值的样本，体现他们对屈原的尊敬和同情。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还原历史，就有了科学的立场。

　　屈原是积极倡导社会公平和正义价值，并执着地追寻社会公平和正义价值的伟大诗人。《楚辞》的价值正在于完整地表现了屈原的痛苦和追寻。曾经一度，由于孔子受到错误的批判，有人认为屈原比孔子更伟大，虽然屈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和政治家，但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更伟大的地位。孔子是个胸怀世界和一切人的人，他的思想境界超越了时间空间的限制，是他同时代和以后的思想家所不能企及的。

　　因此，古代人关于孔子是“圣人”，屈原是“贤人”的定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自司马迁、刘勰以来，中国古代文人肯定《楚辞》为“奇文”的同时，又积极挖掘屈原及其作品所承载的人生理想和文化价值，这个传统，对正确把握屈原及《楚辞》的价值，是有建设性意义的。读《楚辞》，不仅仅是为了“酌奇”与“玩华”，更是为了学习屈原的道德境界和文化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