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是扬州人，字伯元，号云台，又号揅经老人、雷塘庵主。老家在邗江公道，占籍仪征。是一位集“政事、学绩、要位”于一体的重要人物，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先后任浙江、河南、江西三省巡抚，湖广、两广、云贵三地总督。总其一生，可以概括为“九省疆吏、三朝元老、一代名儒”。

阮元一生勤勉，廉洁自律，有较高的威望和成就，成为官场的表率。这固然与他个人的才智与品行有关，但也应该看到另一不可或缺的因素，即阮元早年成长的家庭氛围以及他后来为官所处的环境对他的影响和辅佐，尤其重要的是阮元父亲阮承信对他的教诲和引导。

查阅史料，阮元家族并未有“治家格言”一类洋洋洒洒千百言的完整文本，但阮元的父亲阮承信及阮元本人都有许多关于治家教子的训诫和诗句，构成了阮氏特有的“家训文化”，如“秋斋展卷一灯青，儿辈须教得此情”“男儿立志初生日，乳饱饴甘便要廉”“万古流芳昭祖德，千秋垂泽纪宗功”“睦族敦亲尊祖训，尊贤敬老葆宗风”“眼前皆赤子，头上是青天”等。其中，阮元父亲的一句训诫，使阮元牢记终身，也受用终身，这句“父训”是：“读书当明体达用，徒钻时艺无益也”。

阮元父亲阮承信，号湘圃（1734-1805年），一生没有做过官，也未参加科举考试，年轻时曾跟着堂房舅父在汉阳经营过盐业。但阮承信熟读《资治通鉴》，常对幼时的阮元讲述“成败治乱，战阵谋略”，教他骑马、射箭，并对阮元说“此儒者事，亦吾家事也”，希望他将来能够文武兼备。及至后来阮元在外为官，父亲也时常跟随左右，并以身作则，为阮元作示范和引导。

如阮元出任浙江学政时，有老朋友来见其父阮承信，并送上两张银票说：“契值千金，为先生寿。”阮承信顿时生怒：“吾生平耻苟得财，故贫耳，君奈何无故而为我寿，不恤千金。若有乞于吾子，吾子受朝廷重恩，清廉犹不足报万一，而以此污之乎！君以礼来，吾以礼相待；君以贿来，若非欲受国法制裁？”一番话语说得老朋友羞愧万分，谢罪而退。

又如阮元巡抚浙江时，阮承信曾多次拿出家中生活积蓄，用于救灾赈济。阮承信还提出赈济灾民的米粥，要以“立箸不倒，裹巾不渗”为标准，并让儿子阮元命令放粥的官吏一同吃此粥度日，防止贪官污吏掺水作假，欺骗灾民，以谋私利。

再如，阮承信跟随儿子在外，从不办寿，七十大寿时也不肯办，僚属、学友皆欲祝寿，时任浙江巡抚的阮元觉得不办有违常礼，十分为难。迫于盛情，阮承信提出不许众人赠送“一缣一烛”，方能办寿，阮元遵从父嘱，仅收贺寿的诗文，一时称为美谈。父亲为了使自己保持清廉而不办寿宴，对阮元影响深刻，此后阮元也不过生日，到了生日这一天，“每于是日谢客，独往山寺……窃以为此一日之隐也”，自谓“竹林茶隐”。

“读书当明体达用，徒钻时艺无益也。”一语记录在阮元所著的《显考湘圃君显妣林夫人行状》（《揅经室二集》卷一），意思是说，读书一定要切合实际，明白事理，经世济用，不要钻营那些徒然无益的社会时风。阮承信用“明体达用”一语训导阮元，使得阮元终身受益，终身践行，这在阮元后来的仕途政务中，逐一得到显现。

阮元身为高官，在吏治和行政管理上，力行“以严驭下”、“以宽恤商”。每到一处就任，首要之事就是“兴利除弊，扶助农商”。阮元认为：吏治，重在管理和监督。凡治漕盐、治灾赈、治仓储、治水利等，无不精心管理，严厉督查。阮元告诫下属：“眼前皆赤子，头上是青天。”凡要求下属做到的，自己率先垂范。由于他带头崇俭黜奢，屏除浮费，在他执政的浙江、广东等地，政令宽简，吏治大为改观。

阮元长期任封疆大吏，主持军事、外交事务，“多镇以威，未便全绥以德”，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剿灭了猖獗于东南沿海数十年的越南海盗。阮元是中国督抚大员中，以实际行动查禁英商鸦片的第一人。在两广，在云贵，他善于恩威并重、为我所用，有效地捍卫了国家的利益和祖国的疆界。

阮元曾两任学政，两任会试副主考，在教育和人才选拔上，主张因人施教，惜才爱士，“一时朴学高材，收罗殆尽”。每到一处，阮元都极为关心教育，在浙江创办“诂经精舍”，在广东创办“学海堂”，培养了一大批仁人志士。在用人上，阮元主张“良医务蓄珍药，而君子务树善人”，既唯才是举，又唯贤是举，不拘一格，知人善任。尤其是注重擢拔下层人士，并把他们派到关键岗位，让他们有用武之地。

阮元自己也是学识广博、造诣精深的大家。他为官从政之余，编著了《宛委别藏》《揅经室集》《经籍籑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皇清经解》《畴人传》等多部著作，凡经学、哲学、语言学、金石学、史学、文献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无不涉猎。他的治学特点是，学有本原，博瞻通贯，穷极隐微，有所发明。尤其是他“推明古训”“实事求是”的学术追求，使得他在书法上提出“南帖北碑”说，在科技上编撰了《畴人传》。直至今日，阮元的建树，仍然在书法创作和科技史的研究上具有重大的影响。

阮元还是“扬州学派”的领袖。乾嘉年间，在阮元的倡导下，焦循、汪中、凌廷堪、王念孙、王引之、刘文淇等一大批扬州本土的学者，致力于训诂、天文、历算、戏曲等多方面的学术研究，开创了“扬州学派”。后人评价：清代学术肇始于惠栋为领袖的吴派，得其专；昌盛于戴震为领袖的皖派，得其精；宏大于阮元为领袖的扬派，得其通。阮元的引领，使得扬派承启于吴派、皖派，接力而行，鼎足而立。扬州学派成为乾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并在中国文化史上独树一帜。

阮元不仅以“明体达用”的“父训”严格要求自己，他还传承“家训文化”，以“孝悌、励志、务实、清廉”作为治家理念，教育阮氏族人。在阮元的训诲下，阮元长子阮常生毕生耿直清正。阮常生在外为官，曾奉命办理某一项工程的前段，有贪官污吏以利作诱饵，阮常生不为利益所动，严于律己。待到工程结束，后段工程因有贪腐之弊，多名官员获罪，唯独阮常生无瑕可议。阮常生出任河道时，巡视属下，从不张扬，以解决实事为首务。有一次外出巡查，正逢寒夜，他仅带随行仆人，自乘车马。下属官员赶往路口迎接，却是擦肩而过，阮常生并不怪罪下属怠慢失礼。阮常生见他人鲜衣怒马，常常好言相劝，勉励他人节俭奉公，他自己则慎起居、节饮食，相传阮常生的一件皮衣竟穿了二三十年。

一般而言，在中国古代社会，影响一个人言行的主要有三大因素：儒释道文化、地域文化和家族文化，家族文化虽排列在后，但对子孙的影响最直接、最深刻，也最久远。常言道：“父命难违”、“父训比天”，家族文化中的“父命”“父训”往往具有精神引领、行为训导的作用和意义，常常是子孙后代立身处世的思想基础和行为准则，基于此，中国人形成了独特的“家训文化”。从以上所述的各种事例可以看出，阮元及其子阮常生都是在“家训文化”的影响和规范下从政为文、持家教子的，他们是用自己毕生的言行遵从了“父训”，实现了“明体达用”“孝悌、励志、务实、清廉”的教诲和期待。

历史上，汉代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临终前拉着儿子司马迁的手嘱咐：“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司马迁不负父亲的命训，最终写出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故而有人说，没有司马谈的《命子迁》，就没有司马迁的《史记》。在这一意义上来看阮元和他的父亲阮承信，也可以说，没有阮承信的“明体达用”，就没有“九省疆吏、三朝元老、一代名儒”的阮元。二者都是用父训作为对子孙后代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从而促使子孙后代成就了人生大业。

运用家训教诫子孙后代在我国已有三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从周公的《诫伯禽书》、司马谈的《命子迁》、诸葛亮的《诫子书》、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唐太宗的《诫皇属》、包拯的《家训》、欧阳修《诲学说》及《朱子家训》《弟子规》等，直至“阮氏家训”，其核心都是治家教子、修身做人，其实质都是伦理教育、人格塑造。

阮氏的“家训文化”是扬州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古代扬州人的人生情怀和世代追求，是阮氏家族留给我们今人的精神遗产。

（曹永森）

 

 

（文章来源：http://csr.mos.gov.cn/content/2016-11/11/content_42009.htm）